编者按：2021年2月21日上午，宝业集团在柯桥召开年初经营工作会议。会上，庞董从总师室顾问的角度，围绕“宝业的基因”这一主题作了授课讲话。期间，庞董回顾了宝业艰辛的创业历程，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现根据录音，将庞董的讲话内容整理摘录，供每一位宝业人学习、思考、讨论、践行。

又是一年正月初十，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严格管控，在国外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春节期间的疫情影响比预期要好得多，今天大家也才能按照既定的安排聚在一起开会探讨。

清末诗人张维屏曾作诗《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选择在每年上班第一天召开年初经营工作会议，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尽快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当中。而且，每次会议，我大多讲宝业的问题，很少关注宝业的成绩，更无“大家好”这样的祝福话语。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不是我不近人情，而是我始终认为“成绩方面不讲跑不了，问题隐患不说不得了”。那么，既然是说问题，则必然会剖析一些案例，以此来剖析重大问题、纠正错误，杜绝再次发生。故而，希望点到的不要心生怨恨，以为是在故意针对某人某事，没有点到的也不要太高兴，你们的问题不一定少。

讲之前，首先做个说明。清代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在北京当官的时候，写过一组诗，取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意思是道光七年的春天到秋天，他在北京城有很多感触，就把这些感触“拉拉杂杂”地写了下来，没有逻辑顺序。同样，今天我也是把自己近40年来作为一个企业班长的很多感触，以及亲历过的一些事件，“拉拉杂杂”同大家一起回顾讨论，没有太多条理和逻辑，更没有艺术化的文学表达，有不明白的可以在会后交流。同时再强调一点，宝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年华，以及香港上市后践行中西方结合的文化价值观，所以今天我作的一些回顾，绝不是为了歌颂谁、摆功劳，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进入当初创业时期的意境，重温我们的信仰和理想，从而激发当前的宝业人矫正散、松、乱的错误思想，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一、宝业的基因——狭缝中求生存发展

刘亚洲在《精神》一书中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同样对企业而言，也有一种基因在决定着它的特征、发展和传承，具体到宝业，如果今天总结，可以说出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多做少拿、厚人薄己、财聚人散、主动跳高、注重创新、走正道……，但要真正理解其中涵义，就必须回到原点——宝业的初创时期。

那时，作为一家向公社借款2000元成立的人民公社企业，什么都得精打细算，“称碳烧火、数米煮饭”就是经营管理的真实写照，回过头总结，我们不是圈养动物，而是地地道道的野生动物，真可谓是狭缝中求生存，但也恰恰正是这种野生的环境培育了我们的基因，如同在石墙缝隙中，亦或是柏油马路裂缝中的野草种子，“一有土壤就发芽，一遇雨露就芬芳，给点阳光就灿烂”。

让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宝业基因形成的历史背景：

1、离开血地走出去

“一个人要离开血地”，这是我母亲从小教育我的一句话。那时并不能理解其中深意，只是出于对母亲的敬重，一直牢牢记在了心里，后来才慢慢理解，一个人只有走向更广阔的平台才能成长，而不是囿于现有的一亩三分地，竹筒里看天，就像一说到绍兴的名人，我们言必称鲁迅和北大的四任校长——何燮侯，蒋梦麟、马寅初、蔡元培等，实际上他们都是到了上海、北京后才成才的。

真正走出去又谈何容易？1974年，杨汛桥人民公社修建队创立，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在座很多同志的父辈，做手艺都是挂靠在螺山建筑队。哪怕后来营业执照批下来，我们仍不能到绍兴、杭州去做工程，更不能到外省去。

主动“走出去”到武汉参与城市大建设

对于武汉，我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不仅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就是到武汉大桥局下属企业“打工”，更是源于在初中课本中学过的武汉老市委书记李尔重的散文《武汉》。

上世纪70年代初，武汉正在进行城市大建设，武钢等一大批项目陆续上马，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据悉，总理到武汉视察，看到这个问题，就提出可以到绍兴去招工（总理的祖籍是绍兴，对绍兴比较了解）。后来，经过两地政府商谈，给了绍兴县3000个名额。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时修建队负责人积极接洽达成劳务合作意向，促成修建队被分配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等单位工作。于是，我们这些木工和泥瓦匠，带着全国粮票，到上海坐轮船沿着长江而上到武汉闯世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返乡后，很多人便成了杨汛桥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

但武汉的经历，在促进修建队发展的同时，也给修建队带来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影响，原因是部分武汉返乡的员工，受到当时外部环境的诱惑，觉得建筑行业实在太累太苦，赚的还不多，打算改换行业（纺织业），一时间修建队人心涣散，企业发展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10月18日，杨汛桥人民公社工办领导召集我们几个负责人开了一天会，会上作了严厉批评——“其他社队企业都盈利，就你们没有起色”。受批的我们，心情郁闷的同时，也从内心爆发出了一股要把事业干好的强劲动力，于是在中午吃饭时，有意去买了几瓶烧酒，下午就把修建队拆分为5个组，像当年“小岗村”那样签字画押搞包干，当时还立下誓言，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把修建队搞好！

在兄弟企业的激烈竞争下，被迫“走出去”开拓绍兴、上海等市场

1985年之前，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钱清区所属企业及区内供销社系统，企业虽没有大发展，但也生存无忧。后来，钱清区委领导调整，新任领导不太待见我们，公司新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上了车牌是“浙DA1026”，他却说“1026就是一定冷落（粤语的谐音），杨建公司好不了”（当时公司名为绍兴县杨汛桥建筑工程公司，简称杨建），还处处给我们穿小鞋，导致公司已经很难在钱清立足，甚至到了连杨汛桥的一条机耕路都需要与萧山个人包头竞争的地步。

按理他们应该是仇人，但我对他们却一直心怀感激，因为正是钱清区委领导的打压和兄弟企业的激烈竞争，逼迫宝业跳出钱清、杨汛桥老市场，走出去到绍兴市区、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另谋生路，反而使宝业跨上了一个台阶，也才真正明白“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这句话的深意。这一点，后来我在《小地方大智慧》一文中也找到了同样的答案，在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业务相近的企业竞争是一种幸运，奔驰跑得快是因为宝马撵得紧。

2、千辛万苦跑业务

企业成立之初，业务以修建（修缮）为主，并且由于建设投资很少，业务需靠跟踪，甚至耗费一年半载才能拿下业务，其间凭借的无非是团队力量和人格力量。比如我们总是无怨无悔地牺牲个人利益，为了承接业务乃至把自家唯一下蛋的老母鸡送人。这让我们竞争到了很多机会，当然每次机会总是伴随着极大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我们这批经营管理人员。其中有两个事例值得重点回顾：

第一是打开绍兴市场

1982年5月26日，我被派往绍兴担任办事处主任。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宝业作为绍兴县的乡镇建筑工程队，到绍兴市区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歧视。所以，只要能承接到业务，即使利润微薄（包工不包料，人工费按定额），我们也愿意干。就这样，公司先后承建了市供销社技校、县供销幼儿园、日杂公司仓库等项目，得到了供销社系统中一些领导的好感，其中的总会计师如此评价我，“第一，庞宝根这人实实在在，算账从来不动歪脑筋，工程交给他不会闯祸，有事也叫得应；第二，认真谦虚，我们讲话的时候他永远是拿着一本笔记本在记录。”

承建供销实验饭店。1985年4月26日杨汛桥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我们加大了绍兴市场的开拓力度，终于在1985年12月在甲方已与瓜沥建筑公司拟好合同的情况下，争取到了供销实验饭店项目。这是宝业第一项临街建筑项目，我们高质量完成了建造任务，成为当时绍兴市城市形象工程，市建筑业协会组织兄弟老大哥企业来参观学习，在绍兴建筑业界引起震动，由此也得到了时任绍兴县城乡建设环保局沈永和副局长“小杨建，剃头刀，小虽小，快是快”的评价。(当时公司名为绍兴县杨汛桥建筑工程队)

承建供销大厦（交通银行）。还记得1986年我正跟随领导在深圳考察，听到这个项目的招标信息后马上派人去送介绍信，孰料我们的同志去了之后，其中一位领导只甩出一句话“你们吃不消做的”，怎么也不肯接收介绍信。实事求是讲，这个项目是绍兴第一家有自动扶梯的大型商场，已确定参与投标的是省三建、市建公司、宁波二建等一级资质的老大哥企业，我们是唯一一家乡镇三级企业，中标的难度可想而知。最后成功中标，我总结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不服输的精神。记得去买标书的那天，车子行至萧山韩戴火车道口时开始下冻雨，轮胎不时打滑，去的两位同志打了退堂鼓，返回了公司。但因为是去买标书，不去的话就意味着放弃这个项目，所以我发了狠话，让我们的同志冒着危险硬是去买了标书。

二是出色的施工技术方案。在方案中充分考虑了该项目所处的周边环境，南有商业幼儿园、化粪池，西有鲁迅小学的进出口，我们做出了一个在施工过程中对周边建筑都不会造成影响的方案。

三是准备工作充分。在询标时，供销社系统中的12位基建专家联合考我，我都对答如流，他们一时不明所以还说我的答案是“华罗庚”算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故意刁难问我，“项目需要大量的钢模，你们有吗？”我当时回答，浇筑梁柱用的钢模、钢管我们会去购买，单层3300㎡现浇板就用安吉一家公司开发的竹模板，并拿出了这个新产品的浙江省科技星火二等奖证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是公司最早通过应用科技产品来解决设备投入不足的问题。

四是吃苦耐劳的作风。我至今记得这个项目带来的繁重压力。单层面积3300㎡，相当于5亩农田，公司从未有过如此大面积的施工经历。那时还没有商品混凝土，项目临街不能露天搅拌，只能在室内搅拌。为了确保项目质量和工期，一方面，公司进行了制度创新，把整个工程划分给两个综合组（木工、泥工、钢筋工等）施工，并签订承包合同，成为宝业“契约管理”的起源；另一方面，我们更是倾注了全部精力，公司行政各科室及设计所的同志也来帮忙扎钢筋，我本人则连续三四十天没有回家，惦念家里，就写了封信让“袁小法”带回去，并交代“这个10块钱是给我父母的，那个10块钱是给我家属的”。现在想来，这辈子最大的愧疚就是疏于了对家人的照料，还记得20多年前我的母亲生病住院，看到我因忙于工作一时无法脱身，“袁小法”不太识字却厚道重情义，主动提出由他去陪护，但到了二院门口，门卫非要他说出病人的名字才让进去。袁小法说，“大伯啊，我们农村家庭的教育是，孩子不能说父母名字的。”门卫听罢有道理才放了进去。

最后项目进度、质量超乎想象，得到了业主单位和建设部门的高度评价，远超同期兄弟公司的建设项目，被评为绍兴市优质工程“兰花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特等奖，从而确立了宝业在绍兴建筑行业中的地位，才一步步有了市人民医院急诊楼、咸亨大酒店一期工程，以及后来的邮电、移动、电力大厦、越都、二院、震元堂等项目。

第二是开拓上海市场

进入上海市场，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又遥不可及的事情。记得建设集团金吉祥同志还在分管设备科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上海办事，车子行驶在上海的外环线上，看到环线里面在建的一幢幢高楼，金吉祥感叹“这么多高楼我们一只也轮不上”，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的确道出了当时的心声。

承建上海益民公寓。机会在苦苦等待中悄然而至。1993年，诸暨安装公司带着上海益民食品公司有意建造两幢公寓的消息，到宝业投石问路。我们进行对接后，临近中午，安排他们在食堂吃饭，桌上拿得出手的菜就只有一个甲鱼，我们把四只腿全礼让给他们吃。多年后，在与诸暨安装公司的同志交流时才知道，除了宝业在绍兴市场良好的工程业绩和我们自身多年对项目的跟踪外，正是这个小小细节感动了他们，促使他们多次向业主引荐宝业，提高了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中标机会。通过努力，公司在上海承建的第一个高层项目就被评上“白玉兰杯”金奖，时任浙江省分管建设的副省长张启楣到上海看了项目后慨言“六建初登大上海，一举获得玉兰杯”，该项目获得包括1998年鲁班奖在内的多个奖项，从而一举打开了上海市场。

承建“上海时代金融中心”项目。高239米的“上海时代金融中心”作为宝业的第一个超高层项目，寄托了我们很大期望。但是在谈判时，业主要求签订两个合同，先签一个“00线以下”地下室部分的合同，完工后再签订地上部分合同。对此我们多次表示反对，但分公司经理或许是邀功心切，私自签订了第一个合同。果然，等地下室负22.9米逆作法（截止目前技术依旧非常先进）施工完成后，业主就不让我们做地上部分了。当时公司有部分同志提出来“算了吧，不让做就不做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即使地下室做得再好，地上部分不给我们做，在别人看来就是宝业因施工水平问题被清退出去，今后在上海市场就无法立足。恰好那时，甲方有个股东是金融投资起家的，投资巨亏后，把项目卖给了其他股东。我得知后，坚持不懈地多次上门做新股东工作，终于打动了他们，这才有了当时上海陆家嘴的第三高楼。

现在总结，真的是“贵在坚持”，若是没有当年这样的“打基础、管长远”，宝业就可能永远突破不了超高层项目施工空白，也就不可能顺利承接到后来的安徽省第一高楼——东怡金融广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女保健大楼（逆作法负22.8米）和杭州新世界环球中心（高278米）等高端项目。

3、千方百计升资质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资质升级，从最初的无级，到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再到2002年成为全国首批43家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之一，宝业没有落下一步，享受到了资质升级带给企业的业务优势、竞争优势。成绩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亲历过的人都知道，每一次的资质升级，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困难的要数升二级和特级资质。

二级资质。省建设厅当时规定，企业如果达到资质所要求的人员、设备、业绩等条件，要抽查5只工程，合格后才通过审查。彼时绍兴县只有一个名额，而县内兄弟企业的攻关已经领先一步，马上要接受检查。在此情况下，我们主动到建设厅要求检查。然而抽查的结果是，公司承建的“钱清税务所”项目，因为砌筑墙体上部分的预埋筋、砂浆饱和度达不到要求而不合格，我当即向省建设厅表态，把这个项目的一层墙体拆掉重建，得到认同并符合全部要求后，才成功升了二级资质。

特级资质。2001年，建设部对全国10万家建筑企业进行重新审定，达不到的还可能作降级处理，符合条件的升为特级资质，并限定了升特级资质企业的名额，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建筑强省（市）都只有三家。最开始，浙江省推荐了包括宝业在内的3家企业，后来增加了1家，由于该兄弟企业在政府统计表上排在我们前面，宝业就排序到了第四。最后我们成功升上特级资质，主要归功于两点：

一是工程质量过硬，我们最不怕的就是检查。记得金吉祥2019年在河南参加会议回来后惊讶地告诉我，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原司长、中国建筑业协会吴副会长在会上公开讲，“二十多年前，在很多企业都逃避抽检的情况下，宝业庞总第一个提出来主动要求接受建设部的监督检查。”确实，当时我就说，“虽然绍兴、杭州、上海的质监站都检查过了，但建设部是代表国家层面的高度，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帮助我们挤水分、上台阶。”

二是我向建设部领导的一次汇报。在当时地方政府都以“富民工程”为由支持建筑企业发展的背景下，一次座谈会上，建设部一位领导问参会企业对此的看法，我汇报说“不应刻意去提富民工程，无论何种企业都要质量、安全第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写的《国富论》人人皆知，他的《道德情操论》未必有人知道。”这句话让领导对我刮目相看，当场感叹“建筑企业中能说出这话的不多啊！”由此，我们就有了多次向建设部汇报展示企业基本情况的机会。

4、厚人薄己的价值理念

这么多年来，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我们这批人克服了人性中贪图舒适生活的弱点，一心专注于事业发展，甚至为了企业甘愿牺牲个人利益，当时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定和做法，体现着那一代宝业人“厚人薄己”、“多做少拿”的美德。

嘴边的苹果给别人。正常的商业竞争我们不会退让，但从不会为了个人利益枉顾信誉和政府、社会的利益，一个苹果，自己已经洗干净要吃了，如果别人开口要，我们总是先给别人。譬如，从1993年第一次与县机关部门下属三产企业合作在绍兴城南开发住宅楼，到柯桥宝业住商楼、观音弄小区、东方花园、天池苑、东方绿苑、城市花园、瓜渚风情、毓兰华庭，再到今天的大坂风情、四季园、新桥风情、大坂绿园和安徽、湖北、上海的项目，这么多房产项目，我们从来没有捷足先登过，哪怕开盘后已经买下了，一旦有帮助过我们的客户提出购买需求，我们也会主动让出。

多做少拿。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周边很大一部分人都富了起来，包括我们自己也具备了改善物质生活的条件。但到了年底分配，大家都是自报工奖，我已然记不清多少次我们的同志说，“生活够用了，大家少拿一点，留着公司可以加快发展。”然而对于员工，则是既严格又不苛刻，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这种精神也深刻体现在公司的公车换改上。很多老宝业人都知道，公司刚开始用的是一辆花4万元从人民医院买来的二手吉普车和一辆“波罗乃兹”轿车，因为使用时间太长无法跑长途，为了方便去各地承接业务和结算工程款，公司打算换一辆轿车。正好江桥的兄弟企业买了一辆白色奥迪，有几位同志就说他们都买了奥迪，我们总不能比他们差。于是进行内部讨论，大部分人说不能买，因为在功能相近的情况下，奥迪要48万多，桑塔纳只要19.5万。我也特地打听了一下，里面的发动机都是德国生产的，动力一样，奥迪无非装修豪华点，省下来的近30万元可以买100吨钢管，就这样，我们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这里要说明一点，这辆车买来不是作为谁的专车，一方面是用于业务接待、项目投标、工程检查等，而且大家都很有默契，谁的事情急谁用；另一方面，为了承接平水20万元的教学楼和德清丝织厂等业务，便把这辆公司唯一的车借给业务单位和介绍单位使用，宁可自己骑着自行车从杨汛桥赶到绍兴市区干工程。

5、沿着制度的河道航行

回顾总结，宝业有今天的成绩，除了抓住了宏观环境的机遇和企业自身基因产生的内在爆发力，还要归功于不断突破“制度制约”带来的体制机制力量。

94年源头改制。1994年6月，绍兴县委主要领导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敏睿地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我们没有错失这样的机遇，用自己辛苦积累的资金向政府购买本企业的股权，进而于1998年得到进一步完善，得天独厚的机制力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团队。我曾多次讲过，当时我们是找到了四书五经《大学》里的一句话——“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改了后成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并把这句话的精髓用到了股份设置方面，使186个骨干都拥有股份，从而让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企业逼迫出了大智慧，最后一步步走向了国际舞台。

科学人性的考核制度。1985年建设柯桥步行街项目的时候，公司就提出“年初要严、年底要松”这样科学人性的考核制度，即在年初严格制定和落实全年工作目标，到年底考核分配时，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大家都是“年轻的上有老，年老的下有小”，要给予尽可能多的工奖用以养家。此外，公司还给员工买了商业保险，这些做法，让员工真正从内心产生了归属感，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

父亲经常以自己加入工会的经历教育我，要尊重员工

二、漂泊还是航行——端正宝业人的思想价值观

企业发展到现在，我们部分干部员工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基因发生了变异，忘记了创业时的初心，做人做事没有目标，犹如江河上的浮萍，都是在漂泊而不是航行。试问，宝业继续以“秧绑草”式管理，对存在的问题用纸糊掩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生存？

1、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讲过很多次价值观的问题，确实是太重要了！价值观一旦扭曲，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平台也无济于事。这点从国共两党的对比中就可以一目了然：

1936年2月，这一年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在党岭山遭遇暴风雪，沿途许多红军指战员冻死在雪山上，其中有一位叫刘志海的烈士手上攥着一本党员证和一块银元，他哪怕牺牲了也要交最后一次党费；而就在几个月前，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就发生了爱国志士枪杀汪精卫的事件。枪响之后，所有与会代表一哄而散，其中一位更是吓得瘫坐在厕所边上，并把党证和会议证都丢进了厕所里。多年后，当年的亲历者都深深叹息，即使在国民党风光无限的1935年，在这样一群人的领导下，失败也就不足为奇。

2、宝业里面价值观扭曲的一些现象

首先，圈子文化盛行。我从不否认中国五千年来“亲帮亲、邻帮邻”的传统美德，但就一定的社会组织而言，如企业里面，圈子文化的盛行，产生的危害将是最大，因为圈子文化的本质是维护小团体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

同时，圈子文化必然衍生出“好人主义”，大家都是打着集体的幌子谋私利，就会圆滑地搞“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得罪，更不会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就像我以前讲过的，蚊子叮手上了也不去打死，吹掉省事又干净，这其中很多还是高管和下属企业的负责人，明明知道某人侵占了公司很多资产，还同他勾勾搭搭，而按公司制度正当处理时，却还认为是得罪了我，可笑至极！

在此强调，作为我个人来讲从来与他人没有私仇，但为了公司利益，哪怕冒着生命危险和忍受屈辱也会作坚决斗争。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譬如：

公司以投资换业务的方式承接了区内的一个项目，后来主要投资方资金链紧张，项目停止建设。在长时间沟通等待无果后，我们为了保障施工企业的优先受偿权，向法院起诉冻结了主要投资方的账户。为此，主要投资方的老总公开宣称“到香港出100万美金找人取庞宝根的头”，我没有被吓倒，听到这话后的第二天就找上了门去；

公司承建钱清财税所工程时，由于施工发出的噪音影响到了周边居民，于是有人就打电话到我家说我出了严重车祸，吓得我家属当场流了鼻血；

杨汛桥派出所的笔录中了解到，2014年3月有人故意开车驶上人行道碰撞我家属未果，还用气枪打我小腿，至今还留有伤痕；

某项目施工时产生了伤亡事故，周边人就鼓动他们拿花圈堆到我家门口；

一位已离开公司多年的老木匠，由于其一个子女自尽，在大年三十我家属准备农村传统祭祀时，坐在我家门槛上吵闹，要求复职。

其次，金钱至上的低俗信仰。电视剧《特赦1959》中，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一批战犯在功德林改造时，曾对国民党为何遭到这样全面迅速的失败有过深刻反思，他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将金钱视作信仰，丧失了该有的精气神，最后剩下的只是毫无力量、一击而溃的空架子。当前，宝业何尝不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满脑子盘算的都是钱，甚至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我以前说过的利用公司的资源帮其他公司申报奖项和文明工程；还有几位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项目经理，按理说赚了钱就应首先思考如何再投入获取更大的成就，但他们宁愿去外面投资或到澳门赌博，几千万资金打了水漂眨都不眨一眼，回来挖宝业却是一把好手，最后审计才1400万的工程，送审的时候竟敢狮子大开口报2900万。

或因时代变迁，现代人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变异，我们过去对待金钱从未至此，既勇于追求又取之有道，基本生活富足后，会有更高的目标，信奉的是“没钱的时候做事是为了赚钱，有了钱之后赚钱是为了做事”。还记得1994年我们在杨汛桥马路边建造二层办公楼的时候（现在的安装公司），萧山圣达公司为了承包其中的装修工程送给我金戒指等财物，我没有当场回绝，而是等到项目完工结清款项后再退还给了该公司的负责人，20多年后与他在一次从北京回来的飞机上偶遇，他对我说，“庞总，我一直在用这件事教育员工”；同样，杨汛桥毛纺厂的一位供销员委托我们个人建房，送给我一个信封，我也是在完工后附上一张感谢的纸条，将信封原封不动还给了他。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廉洁，而是让大家了解这些真实的历史，同时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教育。建议大家再好好去学习一下《三字经》中孟子同乡、西汉大臣韦贤“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的典故。

第三，忘乎所以的功臣心态。在这点上，我要说大多数人还是好的，对待生活和工作一直是节俭而分明。就我本人而言，从不将个人消费混淆在公务消费中，一分一厘都留有账目和单据，至今已有厚厚的几布袋。

比如供销实验饭店完工后，有负责人用机帆船把用剩的红头松都拉回了家，而我个人就花钱买了5块板，所以原建设部的刘副部长现在还说起，“宝根30多年前个人造房子，连灰桶都是自己买的。”在生活上我也从不追求奢华，比如穿着，除了几套商务用的西装，没有一件是奢侈品牌。

但不可否认，也有一小部分高管和股东以宝业功臣自居，出门都是飞机，也从不关注打折信息，住的都是高星级单人房，吃的都是上万一桌的菜肴，认为自己为宝业做过大贡献，花这点钱是理所应当，到处散播负能量，污染了宝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风气。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宝业能有今天，主要是改革开放的好年华和战略上把握住了宝业的命运，再也不要取得一丁点成绩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3、建立征信制度，给宝业人的行为划分好边界

如何端正宝业人的价值观，主要从两方面工作着手：一是继续加强思想层面的教育，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分子公司、部门进行一次体检；二是深化落实契约考核制度，逐步从管理向治理推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借鉴国家个人信用征信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征信制度，将公司干部员工、项目经理以及客户、供应商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全部纳入其中，对他们的经营管理行为划分好边界。今后，凡是因个人主观故意导致企业利益受损都要记录在案，屡教不改的就按规定除名，触犯法律的还要移送国家司法机关，把他们永远钉在宝业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打击寡头时说的那样：“小偷就应该坐牢”。同样，本应受到惩罚的绝不能给他戴大红花，因为对坏人坏事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最大侮辱。

希望大家明白，这不是故意给谁难堪，而是为了教育后人，正如当年日本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二战的受害者时，唯一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证词中说的那样，“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以重冒历史的危险。”

三、星辰与大海——为国家能源战略和“碳中和”、“碳交易”做出贡献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过：“人活着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企业也应该如此，宝业是非公企业，但“星辰与大海”的梦想又阐释着——宝业是一家社会公众企业。宝业从来没有忘记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和国家发展给予的良好环境，“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是宝业发展的主基调。